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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史海钩沉(三十五)  

2016-11-06 09:34:36|  分类: 编著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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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唐朝宰相阎立本,名垂天下,声闻后世,但因为会画画,受过大耻辱。一次,唐太宗与一群学士在春苑划船,看见好看的鸟儿,就让学士们歌咏,召阎立本画画。外面就嚷了:“画师阎立本!”——那时,阎立本的官位是主爵郎中,一头大汗地跑来,趴在池旁边,调色作画,抬头看看座上宾客,难过极了。回家后,对儿子说:我少年时候,爱读书,也还好,只是被人知道会画画,被呼来喝去去当仆役,丢人丢大了。你记着:千万别学画画。

 

  北宋吏部尚书张咏,一日下朝回家,发现有个下人躺在客厅的椅子上睡的很香,便觉有些奇怪。从前,这个下人非常守规矩,从未做失礼之事,今天怎么公然在大厅椅子上睡着了。

张咏唤醒下人,下人一见,赶紧跪倒在地,连连磕头。张咏问:你是一个知礼节、守规矩的人,今天居然如此,是不是家中发生什么事,让你如此困倦。

下人流着眼泪,如实禀告:大人,恕小人失礼,只因家中老母病了多日,小人一直在床前伺候,实在太困倦,所以才在大厅上睡着。以后,小人一定注意,不会再做这种失礼举动。

张咏得知下人所说属实,便给了他几天假期,又赠予一些银两,让他专心伺候老母。

有人问张咏:你怎么知道他家有事?难道你有未卜先知的本领吗?

张咏说,我只是凭直觉推断的。一个下人,即使有天大的胆子,也不敢在大厅上睡觉。平时,这是一个谨慎稳重的人,一直很守规矩。能在大厅上睡着,实在是太过困倦、太过劳累所致。结果证明,此人是一个孝子。对其偶尔的犯错,自然要多加体谅。

 

  宋朝时,学者(读书人)丁谓拿着诗文去拜访王禹偁(954—1001年,北宋诗人,史学家,字元之,济州鉅野人,今山东菏泽巨野),得到王禹偁欣赏,认为其文采和才子孙何不相上下,可与韩愈、柳宗元相提并论,赋诗一首:“五百年来文不振,直从韩柳到孙丁。如今便可令修史,二子文章似六经。”自此,丁谓便以孙何为对手。同年参加科举,孙何高中状元,丁谓名列第四,忿忿不已。宋太宗(939—997,本名赵匡义,因避其兄宋太祖赵匡胤名讳,改名赵光义,北宋第二位皇帝,又名赵炅)知道此事,不无幽默地对丁谓说:甲乙丙丁,你既姓丁,该得第四,无需抱怨。

 

  丁谓(966—1037),字谓之,两浙路苏州府长洲县人,北宋参知政事,为人聪明机智。一日,宋真宗(968—1022,名赵恒,宋朝第三位皇帝)问:唐朝的酒价是多少。丁谓回答说:每斗三百。皇帝问你怎么知晓的。丁谓说,有杜甫诗为证:速宜相就饮一斗,恰有三百青铜钱。又一日,宋真宗与贵妃一起赏花钓鱼,钓了半天一条鱼也没钓到,心里很不高兴,皱着眉头,一言不发。大臣们不知如何为好,丁谓笑盈盈地跑上去赋诗道:莺惊凤辇穿花去,鱼畏龙颜上钓迟。宋真宗见他如此聪明,顿时十分开心。

 

  清代名臣汤斌(1627—1687,字孔伯,号荆岘,河南睢县人,政治家,理学家,官至工部尚书,谥号文正)赴任潼关道兵备副使时,为了不扰民,自己掏钱买了三头骡子,一头驮着行李和书箱,另两头由他与仆人分骑,就这样悄无声息地“走骡上任”。那模样不像是新官赴任,倒像是穷书生赶考。

到了潼关道的衙门前,把门的官员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,直到验过他的官符,才惊得连连摇头说:“就是把你放在锅里煮,也煮不出一点官味来啊。”

 

  清朝监狱行刑,不贿赂狱卒很可能会被打死。给狱卒三十两银子,打后骨伤一个多月才好;加倍给,只伤皮肤,二十天好;给六倍钱,当晚走路健步如飞。有人问狱卒:“犯人贫富不等,既然从他们那里都有所得,何必一定要按贿赂多少区别对待?”答:“不区别对待,谁愿意多给钱?”

 

  龚自珍做官做到京官,依旧不脱书生气,揭露时弊,忤其长官,犯了官场大忌。在遭到权贵排挤打击后,他决计辞官回家。从京城回杭州,一路上龚自珍作诗自遣,成就了一部《己亥杂诗》,至今为人传诵。

《己亥杂诗》第一百四十九首:“只将愧汗湿菜衣,悔极堂堂岁月违。世事沧桑心事定,此生一跌莫全非。”诗后又有自注:“自七月初九日到杭州,家大人时年七十有三,倚门望久矣。”诗已彻悟,注尤感人。

官场上的这一个跟头,龚自珍没有白跌。他只恨跌迟了。跟头早跌,家中的老父亲也不用等儿子“倚门望久矣”。

 

  1917年,康有为参与张勋复辟,梁启超却支持段祺瑞,讨伐复辟。有人对梁启超说:“你的老师康有为正在建立新朝,你却草檄声讨,不为老师留丝毫余地,这在师徒情谊上实在讲不过去。”梁启超回答道:“师徒归师徒,在政治方面,不妨各有其主张,我不能与我师同为国家罪人。”

 

  阎锡山当都督后首次返乡,其汽车开至离老家十多华里时,阎便下令减速行驶。到村口停车后,换上他外祖母做的衣服,只带两名侍卫和一名司机,步行进村。阎见老者作揖,见穿长衫的先生敬礼,见娃娃们问长问短。之后返乡皆如此。

 

  民国时期,一个叫明驼的人在河西走廊游历时拜访了一位县长。离开时,县长本想送他一程,可走到城门口就被士兵拦住。一县之长连县城都走不出去,这是为何?原来,前任县长因为不堪军阀催要粮款,打着到省城去的旗号跑了。而眼下军队的粮款还没有催要到,自然不能放县长出城,怕他一去不回。县长只能打道回府。无怪乎有县长感慨:“县长其人者,上面期之若圣人,驱之若牛马,防之若盗贼也。”

 

  李苦禅(1899—1983,山东高唐人,现代书画家、美术教育家)拜齐白石为师不久,画了一幅“高山激流”请老师指教。齐白石看了轻轻摇头说:“画得不错,笔墨凝练,气势雄阔,意趣盎然,可惜没画出激流的声音。”

    李苦禅对着画冥思苦想,想不出如何画出激流的声音,只好又来找老师。齐白石提起笔,在激流岸边画了两个渔人,一个在嘴边拢掌大声叫喊,另一个伸脖拢耳细听。李苦禅恍然大悟。

  抗战时,内政部次长雷震视察福建永安。他见到当地一保长,就问:“上过几年学?”“我不认字。”“公文怎么处理?”“靠鼻子闻。有煤油味的扔了,没味或者有墨味的请私塾先生念。煤油味的是官文,保长人手一份,没啥用,只能烧火。墨味是专门写给我的,不认真照办不行啊。”

 

  1935年,粟裕率挺进师在斋朗村一战获胜后,成功地打开了进入浙西南的通道。可是,当地老百姓听到有军队来了,都躲进山里,有时连一个向导都找不到,筹措粮食给养更是困难。无奈之下,粟裕让侦察员也化装成逃跑的群众,满山满坡乱跑,一边跑一边喊:“红军来了,快跑啊!”

老百姓一听,都从躲藏的地方跑出来。侦察员便上去拦人,请他们带路,每带10里路给1块银洋。借着带路的机会,侦察员边走边聊,也就把红军的正面形象宣传出去。未出一个月,一个红色游击根据地显出雏形。

 

  1935年11月,广西开展“武化广西”运动。白崇禧要求:“全省推行醒狮运动,每村每街一头狮子,军队每个连一头,广西两万五千个村子就有两万五千头狮子。每头狮子至少有三十个舞狮壮丁会打拳,便可得七十五万人。”这事最后不了了之——上哪去找那么多舞狮道具啊?

 

  梁漱溟有着脱俗自信的心境。日军攻打香港时,他在敌机投掷的弹雨之中安然打坐。人问其故,他说:“我尚有大业未成,不会遽死。”香港沦陷后,文化名人乘船撤离。满船的人都惴惴不安,彻夜难眠,唯有梁漱溟鼾声如雷,睡的很香。有人问:“先生不害怕吗?”梁答:“怕什么,我是死不了的。我死了,中国怎么办?”

 

  平津地区被日军占领后,侯宝林在沦陷区靠说相声糊口,但不忘记民族气节。1942年,日军占领缅甸,华北日军要求侯宝林和他的师叔张寿臣在电台说相声,宣传日军如何强大、战绩如何显赫。侯宝林连夜找张寿臣商量对策。表演当天,两人先从今天是什么日子,阴历几日、阳历几日、星期几开始,说了许多俏皮话,就是不提日军占领缅甸的事。磨蹭到时间够了,他们就“鞠躬下台”。事后,两人说:“时间不够,有什么办法?”电台人员无可奈何。

 

  20世纪50年代,内地大肆批判胡适。在一次座谈会上,与胡适有关系的几位老先生不得不“批判”。其中,沈尹默讲话最妙。他说,一次去看胡适,胡正在写文章。但见案头满是打开的书,胡适边看边写。沈说:“这哪里是做学问的样子!”

 

  “文革”时期,诗人、翻译家穆旦被批判,每天打扫厕所和澡堂。白天完成繁重的体力劳动和思想汇报后,晚上回家就偷偷翻译英国诗人拜伦的长篇诗歌《唐璜》。其间,穆旦夫妇被几关几放,屡遭批斗,就算是万般艰难,依旧晚上翻译。爱人不解,问他:活得这么艰难,翻译给谁看?穆旦说:我放不下啊。

 

  周恩来在外交活动中,非常关照翻译工作。由于中国的数字和外国的进位方法不一样,遇到数字时不仅要翻译语言,还要转换进制,因此数字的翻译往往令人头疼不已。周恩来十分照顾翻译的感受,遇到亿以上的数字,他都自己先转换好再告诉翻译。比如六亿,他就直说“六百个百万”,十亿就说“一千个百万”等等。这样,翻译的时候只需要考虑数字的语言转换了。

 

  1963年,胡耀邦到浏阳沿溪公社联盟大队察访,一些农民反映大队长张启流有问题。第二天,胡耀邦有急事匆匆走了。张启流对群众说:“你们想告倒我?哼,别高兴得太早,上面来的人都是‘过路神仙’,歇歇脚就走。”两天后,胡耀邦回来,他说:“我就不当‘过路神仙’,不查清问题不收兵。”胡耀邦住了一个多星期,查清大队部的问题,对张启流进行严肃处理。

 

  姜必宁从1972年开始,先后担任过蒋介石、蒋经国的主治医师。据他的侄子姜明真回忆:

    伯父侍医蒋介石时,印象最深的是蒋对唐诗的爱好。蒋介石后来病重体弱,连捧书都很吃力,常让一位值班的护士朗读《唐诗三百首》。伯父说那位朗读唐诗的护士陆小姐嗓音清脆悦耳,遇到不认识的字十分窘迫,这时蒋介石就会教给她。后来蒋去世入殓时,蒋夫人和孔二小姐就是听从伯父的建议,把那本封面改用牛皮纸修补过的《唐诗三百首》放入棺中。

 

  作家汪曾祺与词作家阎肃,相识于1964年9月,并成为好朋友。有一次闲聊,当时还是编剧的汪曾祺对阎肃说:“以后有机会,我想写几个短篇小说,也是为自己找个位置。”阎肃说:“你现在是专职编剧,这不就是你的位置吗?”汪曾祺说:“总觉得不那么踏实。”到了晚年,汪曾祺写出《受戒》《大淖记事》等短篇小说,两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。阎肃特地给汪曾祺打电话表示祝贺:“现在找到位置了。”

随后,汪曾祺在文中对“位置”进一步阐释:“一个人找准自己的位置,就可以比较‘事理通达,心平气和’。”

 

  1978年10月,邓小平访问日本。会谈时,很多人是邓小平的老熟人,如访问过中国的竹入义胜、佐佐木等。大家谈得很轻松高兴。邓小平大概是想起《史记》所载徐福东渡寻求长生不老药的故事,寒暄过后就把话题一转,幽默地说:“这次访问的目的是:第一,交换批准书;第二,对日本的老朋友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谢;第三,寻找长生不老药。”话音一落,屋内就爆发出哄堂大笑。

 

  1978年,时任外交部新闻司科员的李肇星和一同事陪同12位外宾,登上成都驶往重庆的列车。尽管14人都有软卧票,但车上只给8个铺位。于是,李肇星到餐车找列车长投诉。列车长说:“一张多余的卧铺也没有。”

就在这时,一位首长模样的人把工作证摔到桌上,并向列车长拍桌子:“你知道我是谁吗?我要警告你,今天晚上没买卧铺票而上卧车的,统统给我滚下去。”原来,这是铁路局的一位局长。列车长像被开水烫了一样,道起歉来,说这就派人准备床铺。

后来,李肇星写了一封公开信:“列车长同志,你的病势已经不能算轻,该警惕了。局长同志,请珍视和正确使用你的权力吧,它是属于人民的。”不久,《人民日报》刊登了该信。

 

  作家柳鸣九回忆:在大楼门口遇到钱钟书先生,他总是面带微笑,点一点头,侧身让对方先走;不管先来后到,不管熟识与否,也不管是不是后生晚辈。这是一种优雅。这种优雅在有教养的前辈中十分普遍,与学生交往,他们总是谦和容让,循循善诱,即便冒失者有些言语冲撞,也不曾见他们疾言厉色。

 

  黄永玉有一段时间跟家人开玩笑说:“我死以后,你们就别去要骨灰。你们不知道,一个人烧完,是一大堆骨灰,比一个枕头都多,而不是只有那么一点点。殡仪馆抓那么一点点骨灰,不过是给你们留个纪念。可你们要这一点点骨灰当纪念干什么?到时候不要拿了,送我到火葬场后就可以回来。”

 

  晚年,张学良向唐德刚“口述历史”。他把兵谏之举比做“擦灯泡”:“好像灯泡,我暂时把它关一下,给它擦一擦,再给它开开,让它更亮。”这自然不是枭雄的思维。张学良其实更像一个历史的顽童,但历史却因这个顽童而改变。

 

  公安部前新闻发言人武和平说,部分干部的观念一直是“多做少说,只做不说,言多必失,祸从口出”。他们认为,要不犯错误,最好是用官话、套话,因而话语体系往往居高临下,不接地气。比如,有个干部到老农家,他问:“您吃了吗?”他不知道现在大家已不愁吃穿了,老农回答:“不饿。”“家里几口人?”老农家里人都外出打工了,他很孤独,所以说:“绝户。”下面该怎么问呢?干部看到院里有棵桃树,便问:“您种桃树的初衷是什么?”“啥初中不初中的,俺连小学都没上过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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