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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史海钩沉(三十六)  

2016-11-07 09:43:56|  分类: 编著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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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公元前72年,汉宣帝想把祭祀汉武帝的“庙乐”升格,以大力颂扬他曾祖父的丰功伟绩,不料长信少府夏侯胜却站出来说:“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,然多杀士众,竭民财用,奢泰无度,天下虚耗,百姓流离”,结论是“不宜为立庙乐”。丞相、御史大夫等人立刻联合弹劾夏侯胜。丞相长史黄霸因为不肯在奏章上签名,也以“不举劾”的罪名被一道上报给了皇帝。于是,他们很快被以“大逆不道”的名义逮捕入狱,判为死罪,秋后问斩。

夏侯胜心灰意冷,可黄霸生性乐观,一点都不在乎冰冷的监狱。他早就知道夏侯胜是个大儒,很想跟他学习《尚书》,只是一直无缘亲近,没想到因意外的灾祸被关在一起。当他向夏侯胜表明求教之意时,夏侯胜说:咱们都犯了死罪,读经有什么用。

黄霸说,孔子有言,“朝闻道,夕死可矣”。活在当下,学有所得,心有所悟,今天就是快乐的,何必管虚无缥缈的明天呢!

夏侯胜听了,精神为之一振,当即答应了黄霸的请求,从此两个人席地而坐,日夜讲学,研读到精妙处,时不时还拊掌大笑。

秋天转眼到了,宣帝派人到监狱调查两个人的情况,当得知两个人每天以读书为乐,面无忧色,感叹两人之贤,不忍杀之。

两年后,关东四十九个郡突然发生地震,汉宣帝宣布大赦天下,夏侯胜和黄霸得以出狱。让他们惊讶的是,他们并没有驱逐回家,而是直接宣进朝廷,夏侯胜被任命为谏大夫,留在皇帝身边;黄霸为扬州刺史,外放做官。

 

  房玄龄等人把经过删减整理过的国史《实录》呈献给唐太宗。唐太宗看到“玄武门之变”时发现写得很含蓄,就对房玄龄说:“从前周公东征诛杀管叔、蔡叔而使周室得以安定,季有用毒药杀死叔牙而使鲁国得以安宁,我的所作所为和这些相同,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。史官执笔,无须隐晦,应当立即删改虚饰之词,把事情原委写清楚。”

    唐太宗坚持要房玄龄和史官们如实记载,还原历史,任后人评说。朝臣们因为此事看到了一个胸襟不凡的皇帝,连斩杀兄弟这等事都毫不忌讳,那还有什么不敢讲的呢?于是纷纷向唐太宗进谏,而唐太宗也从善如流,终于造就了贞观盛世。

 

  长安三年(703年),宰相魏元宗因与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有过节,遭到张易之的诬陷。为了达到诬陷的目的,张易之找到凤阁舍人张说,贿赂他给自己作伪证。张说迫于张易之的权势,只好违心答应了他。

同为凤阁舍人的宋璟听闻后勃然大怒,立即去劝说张说放弃作伪证。出门时,他的一名心腹拉住了他:“大人,请三思而后行。”宋璟非常不解,那人说:“大人,我问你两个问题,如果张说听从了你的劝说,魏元宗大人知道吗?”宋璟回答:“当然不知道。”“那么,万一你劝说失败,张说会不会告诉张易之呢?”宋璟思虑片刻回答:“有可能会说。”心腹满脸忧虑地说:“劝说成功,魏元宗大人也不承你的情;劝说失败,反而会为自己招来祸害。大人,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?”

宋璟认真地说:“我做这件事是出于我内心的良知和坚守,它和别人是否知道有什么关系呢?不管后果是好还是坏,都不会影响我听从内心坚持做这件事。”后来,张说为宋璟的行为所感动,廷辩时如实上奏,使宰相魏元忠免受了张易之的陷害。

 

  苏轼是个美食家,但仕途不顺。他谪居常州,有一位士大夫擅长烹制河豚,因久闻东坡大名,故殷勤相邀前来品尝河豚。大诗人欣然前往。听说苏东坡嘴馋不要命,全城的人都蜂拥而至,前来围观。众目睽睽之下,苏轼埋头饱餐了一顿河豚肉,然后面无表情地走出院子,仰头赞叹一声:“也值得一死!”

 

  曾巩和王安石彼此倾慕,结成挚友。一次,神宗皇帝问曾巩:“王安石这个人到底怎么样?”曾巩直率地回答:“王安石的文章和行为确实不在汉代杨雄之下;不过他为人过吝,终比不上杨雄。”神宗感到很惊异:“王安石为人轻视富贵,你怎么说是‘吝’呢?何况你们是挚友啊?”曾巩回答说:“虽是挚友,但朋友并不等于没有毛病,我也不会隐瞒他的缺点。王安石勇于作为,而‘吝’于改过。我所说的‘吝’,乃是指他不善于接受别人的批评意见而改正自己的错误,并不是说他贪惜财富啊!”神宗听后称赞道:“此乃公允之论。”

 

  明朝洪武初年,陕西汉中盗匪猖獗,朱元璋派官员去治理,结果,派去的官员换了一个又一个,盗匪抓了不少,可仍层出不穷。于是,朱元璋派了时任吉水太守费震前往。

费震到了汉中,没有急着抓盗匪,而是每天穿着便衣到处闲逛。几天后,官仓的粮食就被抢光了。费震也不着急,还贴出告示:“借官仓粮食者,第二年秋天还回来就行。”不久,府衙里来了不少的人,都是主动自首的盗匪。费震不仅没有把他们抓起来,反而还送给他们每人一袋种子。先前被抓的盗匪也一一放回家,自此,盗匪消失。

来年秋天一过,汉中府的粮仓满了起来,当年那些偷盗官粮的盗匪都把粮还了回来。

三年任期满后,费震被皇帝召见述职。费震说:“当时我发现那些盗匪行窃时只偷粮食不偷钱,就觉得其中必有蹊跷。深入民间调查后,我知道他们并不是真正的盗匪,只是一些没有粮食吃的穷苦百姓。只要老百姓的生活有保障,这些所谓的盗匪也就不存在了。”

 

  明朝末年,张献忠滥杀无辜,每攻下一座城池,他就把城内的居民杀个精光。一次,他的部下李定国攻下一座县城,又要按惯例屠城。这时,城里的破山和尚挺身而出,恳求他不要再屠城。李定国令人摆上羊肉、猪肉,甚至还有狗肉,对破山和尚说:“你出家人只要吃了这些东西,我就封刀留人。”没想到破山和尚毫不犹豫,拿起肉就吃,还边吃边说:“老僧为万千生灵,何惜如来一戒。”李定国信守承诺,封刀留人。

 

  清朝雍正五年,一个叫六十一的满人铡草夫拾得一个元宝,没有据为己有,而是上交给官方处理。雍正帝遂将那个元宝赏赐给他,还在八旗之内广为宣传其事迹。

雍正六年,河南孟津县农民霍世有拾得一名商人的170两银子,交还失主并不接受失主的报酬。地方官因此奖励霍世有50两银子,并为其立碑,并向朝廷呈一份汇报材料。雍正帝除了再对霍世有赏银百两外,还特别赏给他七品顶戴;地方官也因“领导有方”而大受褒奖。同时,雍正帝将六十一和霍世有分别树为满汉拾金不昧的“标兵”,让全国向他们学习。

此后,各地“拾金不昧”的“好人好事”纷纷涌现,只要汇报上来,统统有赏,朝廷也不知为此发放了多少奖金,提拔了多少官员,一时官民皆大欢喜。

后来,乾隆帝继位,规定对真正的拾金不昧行为,由州县官酌量奖励即可,不需再向上级汇报。结果,遍地的“榜样”就此倏忽不见。

 

  一次,胡雪岩(1823—1885,名光墉,安徽徽州绩溪人,中国近代著名红顶商人,政治家)去拜访左宗棠(1812—1885,字季高,晚晴重臣,政治家),一来探查左宗棠的为人,二来也希望能够寻找自己事业上可依赖的人。吃饭的时候,宾主坐下,桌上除了几道小菜外,只有一道湖南熏肉。胡雪岩吃一块后,发现熏肉略有变质,勉强吞咽。

左宗棠发现这一细节,说,:“这熏肉是我在湖南的夫人托人捎过来的,只因路上时间有点长,有点变味;因是夫人所送,舍不得丢。”胡雪岩明白过来,以前就听说左宗棠早年科举不利,受人白眼,一贫如洗,幸得出身名门的夫人看中,入赘周府。能得到这样一位贤内助的垂爱,在生活和事业上得到极大帮助,实在是他的幸运。左宗棠对妻子也是敬爱有加。从这盘变了质的熏肉就可以看出,左宗棠是一个感念恩情的人。

离开左宗棠的大营后,胡雪岩清点二万两银票,又派人从洋人那里购得一万石粮食,准备一并捐给左宗棠做军饷。

身边的人悄悄地跟胡雪岩说:“左公对您的态度未见其好,您为什么要捐这么多钱粮给他呢?”胡雪岩胸有成竹地一笑:“此君子不交,我交何人?”

 

  孙烈臣(1872—1924,字占鳌,辽宁锦州黑山人)能说善讲,办事果断,张作霖把他看成自己的膀臂,凡是遇到悬而未决的军国大事,都向他讨教,后来,又委任他为吉林督军。

一日,孙督军在沈阳北关自己的公馆给父亲办寿。在来拜寿的客人里,既有长袍短褂的前清遗老,也有西装革履的欧化绅士。孙督军正在客厅里和这些亲朋好友谈话的时候,只见一个人一手挂着一个小板凳,一步一步爬进客厅。所有的贵客都惊呆了:哪来这么一个人呀?

面临这样的场面,孙督军火冒三丈,说:“哎呀,你到这儿来干什么?”“我到这儿来给你减色吗?”这位爬行人慢条斯理地说,“你要认识到‘你爹不如我爹,你儿不如我儿’。从前,你爹是忙忙碌碌的乡间木匠,如今我爹是堂堂正正的吉林督军。你儿子是连你自己都讨厌的瘫痪,我儿子是一个令人羡慕的留洋学生。”

这番高论把能说善讲的孙督军说得张口结舌。这些贵客这时候才明白:原来这位爬行的公子,就是孙督军的少爷。

 

  1910年,9岁的马连良(1901—1966,生于北京,中国著名京剧艺术家,“马派”艺术创始人)在一部戏中跑龙套。他早早来到后台,自己动手将护领、水袖拆下,洗干净,抻平整;又在盔头箱里仔细挑选一副髯口,把它烫直顺;最后,用刷子把厚底靴的靴底刷得雪白。做完这些,他把整套行头放在稳妥的地方,才会导致集的屋子小憩,准备晚上上场。

等到登台前化妆,马连良发现自己的眉毛怎么描画都不整齐。他拿起剃刀准备把眉毛全剃了,用墨笔画假眉。教头肖长华走过来说:“台下观众离你那么远,不会注意到的。”马连良摇头道:“不管观众能不能看见,既然要演,就不能将就。”身后有人闻言大笑:“这孩子我要了。”马连良回头一看,竟是名角谭鑫培(1847年4月—1917年5月,湖北黄陂人,著名京剧演员)。原来,谭鑫培正在为《朱砂痣》中的韩员外之子找演员,喜连成老板叶春善推荐了马连良。无意中见到马连良为戏剃眉的较真劲儿,谭鑫培立刻拍板要下他。

谭鑫培没看走眼。马连良的表演赢得叫好,而与谭鑫培的合作也让马连良受益颇多,成就了“马派”风格的形成。

 

  著名画家黄宾虹(1865—1955,安徽徽州歙县人,近现代画家)善于鉴定名画,尤其对石涛(1642—1707,广西桂林人,清初画家)的作品研究很深,被人称为“石涛鉴定大师”。

有一次,有人拿着一幅画,自称是石涛的真迹,想换黄宾虹收藏的另一幅石涛真迹。黄宾虹鉴定后,认为对方的画是真的,就跟对方换了。之后才发现,那幅画根本就是后人仿制的。这事在绘画界传为笑谈。不过大家都尊敬黄宾虹,不当着他的面谈论这件事。

一次聚会,有人无意中提及此事,黄宾虹的一个学生对对方怒目而视。黄宾虹主动站出来,说:“我知道大家照顾我的脸面,不好意思谈这件事。其实,我倒觉得应该让更多的人听到这个故事。书画一道,学无止境,谁觉得自己水平够了,谁就要栽跟头。我这个跟头栽了,如果能给大家一些警示,那也算不白栽。”与会的人都对他报以热烈的掌声。

 

  刘文典(1889—1958,安徽怀宁人,现代杰出的文史大师,研究庄子的专家)在清华大学任教时,到北京西山香山寺查阅佛经。该寺允许借阅者必须在寺内念经堂正襟危坐,必须用寺院特制的篾子翻书页。当刘文典答应照做后,和尚答应了。可刘文典坐着看了一会儿,因路途劳顿,就持书卧床阅读,看着看着,睡着了,手中的佛经掉在地上。被进来的老和尚一顿好打,他一面苦苦求饶,一面在佛堂内抱头鼠窜。老和尚见他甘心挨打,就原谅了他。对于自己的做法,刘文典说:“我本来答应了人家,结果却自食其言。唉,如果不是怕疼,真想挨一顿打,让自己脸上不再发烧。平日净打学生了,今天自己倒做了一回学生,也罢。”

 

  一天,大病初愈的启功(1912年7月—2005年6月,北京市满人,雍正皇帝第九代孙,著名书画家,教育家,国学大师)在北师大校园走动时,有学生问候他:“先生最近身体还好吧?”“不好,差一点就鸟呼乐力!”启功慢悠悠说。“鸟呼?”见学生们一头雾水,他笑着解释:“‘乌’字不就是‘鸟’字差一点吗?刚刚大病一场,差一点就呜呼呢!”闻言,学生笑不可遏。

 

  2007年,著名学者梁衡(1946—,山西霍州人,人民日报副总编辑,作家)专访了季羡林老先生(1911年8月—2009年7月,山东聊城临清人,语言学家、文学家、国学家,北京大学终身教授)。两人闲聊时,梁衡请教这样一个问题:“关于古代东方语言的研究,你所治之学,如吐火罗文、梵文、大印度佛教,于今天何用?”听了疑问,96岁高龄的季羡林肃然答道:“学问不能拿有用无用来衡量,只问精不精。当年牛顿研究万有引力有什么用?”

    季羡林的这句话,让梁衡颇有感悟,深有感触地记录下了一段文字:“真正的大师治学时不问有用无用,因为学问就是对未知世界、对自然界、对星空、对生态的尊重。一切未知中都藏有真知,也许哪一棵野草就是将来打开生命大门的钥匙。而面对茫然的未知世界,那些勇敢拓荒的人就是真正的英雄。这些以学问为乐趣,为人类不断扩充知识边界的人们是最值得我们尊敬的,而他们在探知过程中所表现的淡泊名利、宁静致远的治学态度和做人准则,对后人来说比他们提供的知识还重要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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