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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史海钩沉(三十七)  

2017-03-26 09:57:42|  分类: 编著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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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秦赵邯郸之战中,范睢举荐的郑安平兵败投降。一些对范睢不满的人纷纷提出:“按照国家的法律,被举荐者犯罪,举荐者也要受到惩罚。”要求秦王处罚范睢。

范睢对秦王说:“我以前只是魏国一乡野贱民,大王给了我一个机会,让我得以执掌朝政。现在,我愚不可及,误荐了他人,其罪当诛。但是,如果大王公开诛杀我,势必让天下之人都知道大王看错了人,于秦国不利。我最后为大王考虑,愿意服毒自杀。死后,请大王以丞相之礼厚葬,并重用燕人蔡泽,此人才能在我之上。这样,大王既可以治臣之罪,又不会得一个误荐的恶名。”

秦王闻范睢之言,沉吟良久,最后说:“你的话也有道理,算了吧!”最终,范睢得以功成身退,安享晚年。

 

  汉章帝建初三年,朝廷任命班超为将军,在西域驻军。一次,汉章帝派卫侯李邑护送乌孙使者回国。在他到达于阗时,正赶上龟兹攻打疏勒,李邑害怕路途遇到危险,不敢前行。他为了掩盖自己的胆怯,反而上奏章污蔑班超拥娇妻、抱爱子,在西域享乐,忘记了汉朝。班超听说后,毅然把妻子送回汉朝。

    汉章帝不相信李邑的话,下诏命到班超那去接受命令。班超并未借此机会为难李邑,而是仍让李邑监护乌孙使者回到洛阳。部下徐干很不理解。班超说:“我不怨他,因为我的妻儿老小确实在我身边,别人因此认为我有所顾虑,不敢放手作战,也是正常的想法。身为一军之主,我没有为将士做好表率,这是我的不是。”

 

  书圣王羲之喜欢与人争闲气,看到有人哪方面比他好,就会生出嫉妒。他有一位远方堂兄弟,叫王述,与王羲之同年出生,长得比较帅气,从小就被王羲之视作心中的“假想敌”。成年后,两王的名气都很响。论书法,王述远不及王羲之,可是官职、地位方面,却远胜一筹。当时,王羲之在会稽郡当内使,而王述已是扬州刺史,级别更高。而会稽恰好归扬州管辖,王述便成为了王羲之的“顶头上司”。王羲之心中的那股怒火熊熊燃烧。

王羲之想出了一个馊主意,花了两个多时辰写了一份几千字的奏折,从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历史等角度,摆事实,讲道理,就是为了表达一个意思:把会稽郡从扬州中单列出来,并升格为越州,行政级别与扬州相同。皇帝看了这份奏折非常生气,但碍于王家在东晋朝廷的势力,才没有处罚王羲之,只在奏折上批复:“言论荒唐,不可行,望你好自为之。”王羲之的升官美梦被打个粉碎,越想越生气,竟然气出病来,只得向朝廷称病回乡。

可是,他依旧时刻注意关注王述的升迁情况。每当王述被提拔,他的愤怒就会增添一分,最终在59岁那年,在居所内愤慨而死。

 

  一次,唐太宗问近臣许敬宗:“我看满朝的文武百官中,你是最贤能的,但还是有人不断地在我面前谈论你的过失,这是为什么呢?”

许敬宗思索了一阵,说:“春雨贵如油,滋养着万物,农夫因为它滋润了庄稼而喜爱它,可是行路的人却因为春雨使道路泥泞难行而嫌恶它;秋天的月亮,像一轮明镜辉映四方,才子佳人欣喜地赏月,吟诗作赋,何等惬意,可是趁夜幕笼罩行动的盗贼却讨厌它,怕照出他们丑恶的行径。无所不能的上天都不能令天下所有人满意,何况我一个普通人呢?我没有用美酒佳肴让人家为我美言。况且,人们私下说长道短,最不能听信。如果皇上听信,大臣可能要遭受杀戮;如果当父亲的盲目听信,儿子就要遭殃;夫妻之间听信谗言,那就要离弃;朋友听信谗言,可能会断交;亲人听信谗言,可能会生分。大丈夫顶天立地,要谨慎对待听到的传言,不能轻易相信别人的说三道四,别看舌头软弱无力,但它杀起人来一点血也看不到。哪个人在人前没有说过别人?哪个人背后又不被别人评说?流言不足信,即使听到了也不要传播啊!”

唐太宗沉思片刻,颇为感慨,诚恳地赞许道:“你说的话很有道理,我会记住的。”

 

  王安石推行新法,遭遇了保守派的强大阻力。有个叫郭祥正的县令写信给王安石,大加称赞。大意是:所颁各法都契合实际,抓住了问题关键,如不折不扣地推行,国家必将强盛,百姓必将富有;街巷百姓都在议论新法的好处,处处都在歌颂您的功德。新法,实乃国家之福,百姓之福啊!后来,这个县令还上书给皇帝。皇帝问王安石:“你认识郭祥正吗?这个人似乎不错。”王安石却说:“阿谀奉承之人,万不可重用。”

 

  明代大学士徐溥(1428年—1499,江苏宜兴人,)早年读书期间常常效仿古人,按时反躬自省。他在书桌上放两个瓶子,分别贮藏黑豆和黄豆,每当心中产生一个善念或是做了一件善事时,便往瓶子里投一粒黄豆,相反则投一粒黑豆。开始时,黑豆多,黄豆少,他就不断地警戒自己。渐渐地,黄豆和黑豆的数量持平,他就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。久而久之,瓶中的黄豆越积越多,黑豆越来越少,直到他后来为官还保持着这一修身习惯。

 

  少年时,章学诚(1738—1801,会稽人,清代杰出的史学家和思想家)一天只能朗读两三百字,多了便不能连贯地将书读下去。他40岁中进士,却放弃仕宦之途,专心教书,研究学问。他用笨办法补救弱点。比如,每天学一点,就巩固一点;等把当天所学章节全部牢记在心,再学习后一章节内容。另一种笨方法是边读书边做札记。他的许多著作出自读书札记。章学诚治学持之以恒,大部分史学成果出自晚年。63岁双目失明时,他犹事著述,直至终身。

 

  清代名臣谢济世(1689—1755,广西全州人,清代文学家)年轻时参加岁考,学使光着脚高坐堂上,命他跪着交卷。谢济世不甘受辱,结果被轰出考场。回家后,他向母亲请罪,不料母亲笑着说:“我儿何罪之有?你今天为了一领襕衫而违心屈服,将来当了官,难免不屈从于上司,干出钻狗洞、认干爹的丑事来。这全由‘忍辱求荣’一念之误而来。看到你今天能这么做,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”后来,谢济世做官,果然清廉耿介,受到百姓拥护。但他也因耿直而屡次触怒上司,一生仕途不畅。

 

  康有为主张一夫一妻制,自己却妻妾成群,且喜欢嫖娼。徐悲鸿为此画了一幅写实画《康有为妻妾成群图》。

一年春天,康有为游杭州,挟妓游湖,乘兴作诗:“南妆西子泛西湖,我亦飘然范大夫。”把妓女比作西施,把自己比作范蠡。早年,康有为落魄上海,天天狎妓,却无钱付嫖资,只能打白条,妓家不得不到康有为所住的客栈讨嫖资。三十六计走为上计,康有为自以为聪明,不料卖得比卖的精,上船那天,各妓家闻风而动,追到船上。康有为见势不妙,藏到船板内,才躲过一劫。

后来,有人写诗调侃:“避债无台却有舟,一钱不值莫风流。”更有康有为弟子借作传的机会,批评道:“先生日美(每日宣扬)戒杀,而日食肉;亦称一夫一妻之公,而以无子立妾;日言男女平等,而家人未行独立;日言人类平等,而好役婢仆……凡此皆若甚相反者。”

 

  1929年年初,殷墟考古启动,参加挖掘的都是小屯村的农民。为了给他们做表率,考古专家李济要求一点:“所有做考古研究的人,都必须终生不搞收藏,让农民看到我们是做科学研究的,绝不用我们的专业去发财。”他告诉这些农民,我们是发掘队,不是挖宝队。

 

  黄杰毕业于黄埔一期。蒋介石对黄杰的最初评价是中规中矩,朴实严谨,没有过人之处。

    盛夏一日,蒋介石巡视校园,见几处站岗的哨兵只有第三队队员黄杰仍旧笔挺地站在学校大门前,并铿锵有力地向迎面走来的蒋介石行了个军礼。蒋介石见其指缝间有枚图钉,便问怎么回事。黄杰答:站不直打瞌睡时,就用图钉扎自己以振奋精神。蒋介石大为赞许,从此对他倍加青睐。

 

  1930年,李立三从苏区来到上海拜见鲁迅先生。李立三此行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劝说鲁迅参加公开的游行示威,并伺机冲击政府和警察局。谁知,鲁迅不容置疑地拒绝了李立三的要求,说:“我是主张壕堑战的,在敌强我弱实力悬殊的情况下,挺身而出用胸膛对着枪眼和炮口的绝非真正的勇士。”随后,李立三又提出要鲁迅用真名写一篇“反蒋宣言”。鲁迅仍毫不犹豫地摇着头说:“这个宣言我也不能写!否则我在上海就住不下去了……”李立三不耐烦地打断鲁迅的话,大声说:“住不下去可以到国外嘛,黄浦江上有很多外国船只,我们可以帮先生登上这些船,把您送到莫斯科或者巴黎去。”鲁迅坚决地摇了摇头,说:“跳出来只为大吼一声,然后就一溜烟地逃走,这哪里是战斗的意义?敌方毫发未损,而我们已经伤筋动骨,拼去了很大力气,这哪里是战斗的智慧?分明是愤怒者的撞墙自残而已……”最后,两人不欢而散。

 

  长征时,中央红军在云南省禄劝县境内的皎平渡口过金沙江时,只有六条木船,一次只能渡过100人左右。渡江部队按每次的测算人数安排战士到达河滩等候,再按序列上船。即使是军团长、师长,也要听从渡江工作人员的指挥。整整九天九夜,没有发生一次事故,没有落下一人一马,三万大军就靠着六只小船到达对岸。

 

  日军侵华时,不愿与汪伪政府同流合污的著名画家林风眠(1900——1991,广东梅县人,画家,艺术教育家)隐居到重庆乡下,当时国民党官员刘建群久慕林风眠大名,专程赶去拜访。当他看到林风眠竟然居住在一个简陋的仓库中时,不禁感慨道:“住在这种地方的人,不是白痴,就是得道之人。”

    林风眠事后对人讲:“我既不是白痴,也不是得道之人。我只是一个人,一个普普通通的人。正是那间陋室,那张白木桌子,那些厨刀、枯枝、油瓶、洗衣板,让我真正变成人的。在北京和杭州当了几十年校长,住洋房,乘私人轿车,身上的一点人气几乎耗光了。你必须真正生活着,体验着今天中国几万万人的生活,身上才有真正的人味。首先是‘人’,彻底‘人’化,作品才有真正的生命活力。”

 

  胡宗南在外事场合常沉默寡言,每次招待外宾的宴会,他只说两句话。开头时说:“菜蔬很坏,招待不周。”散席时,把这两句话再重复一遍。洋人饱餐一顿后,往往感到费解。

 

  吴化文(1904—1962,山东人,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,曾任浙江人民政府交通厅厅长,政协副主席)追随冯玉祥,后投蒋介石,再投汪精卫,最后投解放军。有一次,他召集部下开会,不知哪根筋走偏,顺口就说:“咱们过去跟妓女一样,今天跟这个,明天跟那个,现在咱们算是‘从良’了,今后偷人可不行了。”几句话逗得大家直乐。可是还没等大家笑声停下,副军长杨友柏(1904—1986,安徽涡阳人,曾任江苏省人民政府参事)就不干了,大声说:“我们跟着你半辈子,你却骂我们是妓女。走,不开会了。”

 

  空军上将刘亚楼对他的部下要求甚为严格。他要求参谋人员汇报工作时必须“出口成章,对答如流”,汇报时只能带地图,不准拿笔记本照念。

    中苏关系破裂后,按中央要求,各军兵种俄语翻译或改行,或转业,刘亚楼则规定:“不经过空军党委批准,一个翻译也不准动,不许随便改行,确实没工作可干的,就集中使用。”毛泽东开始很不高兴,但过了一段时间,了解刘亚楼的毛泽东还是说:“刘亚楼喜欢说了算,空军就让他说去吧。”

 

  协和医院妇产科医生林巧稚(1901年12月—1983年4月,福建思明人,医学家)的诊室里来了一位穿着朴素的灰布列宁服的女人,挂的却是专家号。林巧稚对她说:“以后别挂这种号了,这要多花许多钱。专家号要比普通门诊号贵10倍。我也看普通门诊,都是一样,只不过多等一会儿。”护士送走了病人,问林巧稚:“您知道刚才来看病的是谁吗?她是周恩来总理的夫人邓颖超。”林巧稚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示,而是说:“请下一位病人进来吧。”朱德夫人康克清回忆道:“林巧稚是看病,不是看人。”

 

  1957年“反右”运动开始后,时任北师大中文系主任的黄药眠教授(1903年—1987年,广东梅县人,政治活动家,文学家,诗人,教育家)得知自己被内定为“大右派”,这让他感到过不了多久自己就不能站在讲台上为学生讲课了,于是,他决定在6月8日这一天为学生讲授最后一课。

开讲前,他对学生说,这是我长期思考的一个问题,但还没有完全准备好,可是时间不等人,要是拖下去,可能就没有机会给大家讲了。说完,他把手伸进书包,从中掏出三个药盒子,在讲台上一字排开,又将前排的一个同学叫上讲台,对他说:“我的心脏不好,如果我在讲课过程中突然倒下,你就将这些药放到我的舌头底下。”然后从容开始他的最后一课。6月10日,他就被剥夺了授课的权利,遭到了不应有的批判,这一批,就长达22年之久。

平反后,学生结伴去看望他,有学生问:“您明明知道自己很快就要遭到批判,为什么还要冒着随时都有倒在讲台上的危险给我们上课呢?”黄教授动情地说:“真正的教师,就应该用全部生命抒写自己的职业,我作为你们的老师,就应该将我所拥有的一切奉献给你们。换句话讲,为了我的学生,我心甘情愿投入我的整个生命,这是因为我的生命属于我的学生。”

 

  一次,北大开会批判马寅初,会议开始很久,马老还未到。于是,主持人派人把他“请”了过来。他到场之后,搬了张椅子坐在台前,泰然自若。此时,台下有人开始喊“倒马”口号,马寅初却坦然道:“泼冷水是不好的,但对我倒是很有好处。我最不怕的是冷水,因为我习惯了冷水澡,已经洗了五十年了,天天洗,夜夜洗,一天洗两次,冬夏不论,对我泼冷水,我最欢迎。”

 

  女儿3岁的时候,郎平与丈夫白帆离婚。直到现在,她也没有明确说过是为什么。有一次被记者问到了,她说:“这个问题我不想多说,我有很多渠道发声,但他没有。我不管说什么,都对他不公平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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